毛泽东吟咏《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与谈儒法斗争——读《毛泽东年谱》札记之五（下）
发布日期：2021-02-25
（六）
紧接着1973年8月5日要我们标点注释柳宗元的《封建论》之后，年谱在九月下旬又记载：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刷大字本的柳宗元《咏荆轲》。我们是在9月26日接到姚文元通知的，在10月10日那天上送的。今录其诗于下：
燕秦不两立，太子已为虞。千金奉短计，匕首荆卿趋。
穷年徇所欲，兵势且见屠。微言激幽愤，怒目辞燕都。
朔风动易水，挥爵前长驱。函首致宿怨，献田开版图。
炯然耀电光，掌握罔正夫。造端何其锐，临事竟趑趄。
长虹吐白日，仓卒反受诛。按剑赫凭怒，风雷助号呼。
慈父断子首，狂走无容躯。夷城芟七族，台观皆焚污。
始期忧患弭，卒动灾祸枢。秦皇本诈力，事与桓公殊。
奈何效曹子，实谓勇且愚。世传故多谬，太史征无且。
这次上送的大字本限定七份，荆轲刺秦的故事见于《史记·刺客列传》，“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这首千古绝唱便出于此，《史记》的主基调是歌颂荆轲刺秦王，在抗战时期，郭沫若还写过一个话剧剧本，叫“筑”，讲的便是荆轲与高渐离刺秦王的故事。而柳宗元此诗是反其意而用之，这一类通过暗杀进行的活动，在本质上很难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而且荆轲此举不仅没有为燕国消弭忧患，反而加速了亡国之祸。毛泽东要重读这首诗的立意，重点还是在批林，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的计划中，不就是有暗杀毛主席这一条计划嘛。从历史大趋势看，秦始皇还是代表当时历史的主流，柳宗元之见地高人一筹之处即在于此，这也是毛泽东长期以来对柳宗元作品一直抱有偏爱的一个重要原因。1973年8月，毛泽东要我们标点注释的大字本还有章炳麟的《秦政记》、《秦献记》和王夫之《读通鉴论·秦始皇》，都是为秦始皇张目的。由此可见那时毛内心专注于批林的心结。
毛主席在这次与江青谈话中，讲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时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这话还是有根据的，但也要做具体分析，儒法两家旗帜鲜明的斗争是在战国到秦汉这一历史时期，如果我们认真读一下桓宽的《盐铁论》，可以非常清晰地感觉到，大夫与文学的确是儒法两家旗鼓相当的对垒。汉以后双方的旗帜没有那么鲜明了，但是这二种思想倾向的矛盾斗争则时隐时现，有时表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诸子百家没有战国时期那样亮出自己的旗帜来了。双方的斗争与融合交替出现，这与不同时期的大环境有关，这就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容我以后有机会再慢慢说。当时我们的文章也有一点简单化的问题，这也是应景式的急就章很难避免的缺陷。如石仑那篇文章是我立提纲，王守稼执笔，之所以用石仑这个笔名，是因为写作组中历史组共有十个人，现在看来这个文章根本没有抓住事物的要领，故显得大而空，简单化了。那时姚文元直接从北京来电话，我记得那一天是星期天，我在家，我家中没有电话，是在门房间公用电话接听他的电话，可见此事之急，他催促我们抓紧写文章，那一天我从头开始读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整个作品从立意、设想提纲，到写成文章和发表，只有二十天左右，怎么来得及认真反复研究和思考呢？而当时提出这个课题，实际上也还是为了批判林彪，我们那篇文章没有真正把重心放在林彪身上。
（七）
林彪信奉的是儒家思想虚伪的一面，《炎黄春秋》2014年第11期，有一篇林彪当年的秘书李根清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林彪“散记”中对毛泽东的思考》，所谓林彪的散记，是他经常把平日“所思所得所言没有公之于众，只是写在一张张散纸上，或是记在书本里，或是写在卡片上”，“林彪每天在不停地思考，同时也在不停地写心得笔记，这是林彪的习惯。”文章中讲到林彪在一张散纸上写道：“古策：（1）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2）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3）主劳臣逸（视察之类）。”这实际上是处理他与毛相互关系的基本策略，而且付诸实施。林彪在《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写道：“终生不犯错误之法，得个拥XX的称号。”“仿斯之于列、恩之于马、蒋之于孙。”“人工的、有意识的、主动的、正面的，去作出拥的表示。”“最迅速地响应他人每一新的倡议，因为他正迫切等待着别人的态度。”“有个永远不犯错误的办法，就是不提不同的主张，永远不会出乱子，听命。”“自主事——唯胜是图（对下对事）。他主事——惟他是从。”“不为一号（注：指毛泽东）事先，动而辄随。”“国有道则言，国无道则默。”“一车只可一个司机，你先说，他不同意怎办？故宜后帮。”“你先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听他先说才可一致。”“莫性急，莫立即回答，迟几天无关系的，等请示和商量后再回答，中宣部国庆节口号的教训不可重复。”这些散记都是林彪如何处理与毛泽东之间相互关系所信奉的一套准则，这些准则完全可以与他在文革前夕和文革初期的言行相对应，而这套方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儒家来的。我们不妨看一下司马谈的《六家要旨》是如何说的，《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中讲到他父亲太史公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曰：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其中关于儒家，司马谈有这样一段话：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
在具体如何处理君臣之间关系时，其云：
“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
司马谈“习道论于黄子”，颜师古认为这个黄子便是与辕固争论的黄生，故其思想是出身于黄老，他是反对儒家处理君臣之间这一套虚伪的办法的，他比较倾向于道家的无为而治。作为对比，我们不妨再看一下法家是怎么说的。韩非子是秦始皇倾心的一个法家思想在理论上比较系统化的代表人物，其在《主道》这一篇文章中说：
“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子不穷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
这里法家与道家是相通的，道家在六家中是在哲学上占统率的地位，同样讲君臣关系。在政治领域，便表现为法家，在军事领域便表现为兵家，在天地宇宙的自然观和历史观上便表现为阴阳家，表现在伦理关系上便是儒家。法家讲君臣关系，用现在的话讲，比较倾向于民主集中制，强调注意如何让君主始终处于有利的地位，但着眼点还是在事功上，如何集大家的智慧和能力，然后齐心协力把国事办好。儒家在处理君臣关系上，形式上有上下等级关系，在如何对待上级的问题上，它实质上是让为臣者借迎合君王以投机取巧，不是如何发扬众人的智慧，让大家尽心协力把事情办好，而是为个人谋利。林彪那一套对付毛泽东的办法并非是真心诚意地信从毛泽东思想，而是谋取个人名利的机巧，本质上是搞阴谋权术的那一套。
《汉书·元帝纪》有一段汉宣帝与汉元帝之间的对话，汉元帝刘奭八岁即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讲儒法斗争时，毛主席提到过这一段故事，汉代的家法是儒表法里，儒是讲道德伦理关系，也就是《六家要旨》所言“叙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同时认为儒家那套礼仪制度的形式“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至于儒者如何管理政事，那么只要看一下汉武帝时的丞相公孙弘行事中如何处理他与汉武帝之间的关系就可以知道了，这在《史记·汲黯列传》中有清楚的记载，里面还有很生动的故事。毛主席说“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从汉元帝开始，元、成、哀、平这四代，都是儒者当家，结果是王莽以儒生的面目断送了汉家天下。林彪的那一套假象也只能蒙骗人于一时，这一套作伪的办法最终还是会碰壁的。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是用拥的办法，坚持天才论那三个副词来转移全会的议题，以达到架空毛的办法，结果还是被毛一眼看穿，对此毛是穷追不舍，非要林认错检讨不可。林彪在有关作战的问题上，在一张卡片上有那么几句话：“唯利是图，唯胜是图，纵虎归山，战争中要善于投机取巧，见利则进，不利则止（仗不在大小）。”在庐山会议上，他先是投机取巧，认为是一个机会，结果不利。他不是检讨自己，他采取不利则走，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最终“折戟沉沙”。年谱记载1975年7月14日，毛主席与江青的谈话中，便讲到“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问题是林彪自己做得太绝，那个“五七一工程纪要”实在见不得人，出此下策，即使他阴谋得逞，历史也饶不了他，为人怎么能拿军事上的诈来处理政治上的相互关系呢！自以为是在作“拥护毛主席”的表示，以达到个人的野心，结果适得其反。
（八）
本文的主旨，只是交代毛泽东从1973年8月5日与江青谈话，吟《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起，到1973年末，《毛泽东年谱》按日所记载的相关事件的历史过程，那时大家对毛主席提出的熟读《封建论》的要领在哪儿，批评政治局大事不报告，小事天天报，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的问题要领在哪儿。以我自己来说，当时只忙着批林批孔，讲儒法斗争史，就事论事地跟着中央相关的消息走，毛泽东的战略步骤究竟如何走，重点在哪儿，并没有真正理解。有了年谱，你去反复地读，事物发展的线索便慢慢清楚了。如果没有年谱，只凭文件，那么事件的过程，便不可能那么清晰和具体。这是以政治战线为主，思想战线为辅，说明事态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展的。从政治战线上讲，读柳宗元的《封建论》是切入口，焦点是中唐以后的藩镇割据的教训，“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现实问题的关键在九大以后，地方行政机构出现军政合一，军队内部是司令员说了算，政治委员没有地位，军队政治工作削弱了。决策是从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入手，讨论如何处理八大军区司令员换防的问题。在议政、议军时，先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这个歌词开头便是“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的第一条便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然后宣布调防得命令。主席反复讲“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用现在的话讲，便是容易搞小团伙。另一点是“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那是要加强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还有“老吹不是一个好办法，要少吹多批”，那就是要过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调防时，乘势解决了司令员兼地方革委会主任的问题，军政分开的问题也就同时解决了。也作了最坏的打算，即如果不听命令怎么办的问题。大家服从命令以后，就多做安抚工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便鼓励的话多了。整个过程是快刀斩乱麻，十多天时间迅速解决问题。这反映了毛主席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技巧，既解决了问题，又保护了同志，同时也为邓小平恢复工作创造了条件，然后让邓小平来整顿军队。张春桥虽然是总政的主任，他做不到这一点。毛主席开始找江青谈话来做这件事，让江青有机会做团结工作，从而改善与老同志的关系，但江青并没有领会毛主席的意图，而且把事情做反了，她不懂得思想战线只是政治战线的辅助，批林批孔，重点在批林，讲儒法斗争问题，某种意义上只是一个烟幕弹。（江青不懂如何在有利条件下顺势而为，反而来一个三箭齐发，批林批孔，加上批开后门，叶剑英给毛主席写信检讨，以守为攻，这样不仅没有做好与老同志的团结工作，反而得罪人了，逼得毛主席亲自出来干预，江青实在笨啊！当然，对江青的错误，也还是要历史地具体分析，她在文革初期，搞革命样板戏，还是对的，问题是跟不上1973年以后形势的发展，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仍然以文革初期冲冲杀杀的劲儿，干扰了全局。她太骄傲了，而且自以为是，多次不听毛主席的招呼，自作主张，反而信口开河地讲过头话，把许多事情搞砸了。）从柳宗元的《封建论》作为切入口，既直逼问题的核心，又可以不动声色，那些司令员是在不知不觉中入瓮了。故对思想战线上儒法斗争问题，不宜太过于拘执。说实在话，我们现在也是既要发扬儒家在伦理观念方面的社会影响，更要建立健全的法制来维持正常和健康的社会秩序，这也是我们在内外对敌斗争的重要武器，诸如对付贪腐就要依法治理。至于儒家在《仪礼》和《礼记》中所表述的那套繁琐的礼仪制度，也实在是“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偶尔把它当演戏那样在孔庙中排练一下未始不可，至于在日常生活中，则“是以其事难尽从”了。说到底，统领我们的思想武器，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必须从根本的立场和世界观上来处理一切问题，这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至于那个时期有关儒法斗争的一系列历史上的问题和情况，不是本文一下子能说完的，容以后有机会再说。（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