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夫传（1906—1988）
发布日期：2021-02-25
从呼和浩特（原归绥）出发，沿呼（和浩特）包（头）公路西行５０公里，是土默特左旗政府所在地察素齐，再向西南走１５公里，在土默川腹地，有一个蒙汉族同胞穿插居住的塔布赛村（旧称塔布子）。这就是乌兰夫的故乡。
据传，塔布赛村是清朝乾隆年间形成的。最初，这里只有乌兰夫祖辈一户姓云的蒙古人居住，后来有四户出来找生路的山西农民在这里落户。有了这一蒙汉四五户人家，才有了塔布之称，即汉语五家村的意思。五户人家住在这一望无垠的草原上，任牧任耕，一代一代友好相处，形成了很深的感情和友谊。以后，又不断有内地逃荒农民迁来。村子里的人渐渐多起来，时而也发生农牧矛盾，但为了共同生存，都互谅互让，不碍蒙汉人民之间的团结。当时的情景正像民谣中唱的：“蒙汉是一家，不分我你他。同喝一井水，共赏草地花。”
１９０６年１２月２３日，乌兰夫诞生在塔布村一个比较殷实的蒙古族农民家庭。他小时候叫庆春，入私塾馆读书时取名云泽，在苏联留学时起俄名拉谢维奇，在土默川搞地下工作时化名陈云章和乌云达赉，在新三师时多称其字时雨，到延安后改名乌兰夫。
乌兰夫童年生活在一个三世同堂的大家庭，父亲兄弟两人，由祖父主持家政。
祖父云根元，是云家由放牧为主转为种田为主的第一代。当过村里的保十户，即管十户人家的小头。读过私塾，学过汉语，是一位通情达理、性格耿直、心地善良的老人。
父亲云明亮，因排行老二，人们习惯地称他云二明亮，读过私塾，蒙汉兼通，幽默诙谐，爱讲笑话，精通农活，勤于耕作，不惜力，不争利，是一位忠厚老实的农民。
母亲长长（音zhǎng），娘家也姓云。没有读过书，把全部精力和爱都倾注在家人和孩子们身上，尽心尽力地操持家务，服侍老人，抚育子女，对长子乌兰夫尤其钟爱。她具有旧式妇女的美德，是一位农家贤淑女子。
伯父那木齐，读书较多，文化底子比较厚，爱好书法，懂蒙汉两种语文，胸襟坦荡，性格开朗，曾代塾师教过乌兰夫和他自己的儿子云润，教学认真，对孩子们要求严格。
云根元老人对当时社会的污浊和不平等现象，对蒙古民族的日渐衰落，很愤懑。他用我国传统的伦理治家和教育后代，子女们本分、孝敬，有文化、能劳动。每个人都奋力为全家人的生活操劳。一家三代和睦相处，能吃饱穿暖。儿孙们健壮聪颖，这对云老汉是莫大的宽慰。
乌兰夫的先辈在大青山前后游牧，后来定居在土默川。这里是绵延数百里的一块冲积平原。它西濒黄河，三面环山，大黑河由东北而西南穿过，盛夏无酷暑，隆冬不严寒，水丰土肥，是宜牧宜耕、气候宜人的好地方。历史上它曾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天然牧场。世代生息在这里的蒙古民族，扬鞭跃马，纵喉牧歌，过着他们传统的游牧生活。大约在１７世纪末１８世纪初，内地破产的汉族农民开始流入土默川，但直至１９世纪都是自由流入谋生的。随着破产农民的增加，流进的人也越来越多，但对牧场并没有构成大的威胁。２０世纪初，清王朝为了转嫁“庚子赔款”的负担，有组织地移进大批破产农民，在武力护卫下强行开垦。经过１９０２年到１９０８年的武力强垦，土默川的草场几乎全部被破坏，蒙古族牧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牧场，不得不转牧为农。从此，土默川变成了农业区。这一转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进步的。但是，武力强垦危及牧主阶级的利益，也造成绝大多数蒙古族劳动人民破产。强迫牧民改变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说是一场大灾难，是极其痛苦的。
开垦后的土默川，汉族居多数。蒙汉劳动人民相依为命，友好相处。刚刚转为种田的蒙古族牧民有养畜经验，新迁来的汉族农民有耕作技术。他们互相学习，互相帮助，蒙汉劳动人民的汗与血流在一起，共同浇灌着这块新开垦的土地。可是，即将覆亡的清王朝和辛亥革命失败后窃取政权的北洋军阀，为了搜刮和盘剥蒙汉劳动人民，搞旗县并存、丈地换照等，制造民族纠纷，破坏民族团结，实行大汉族主义统治，致使生活在这片肥田沃野上的蒙汉劳动人民难得温饱与安宁，蒙古族人民的境况更加悲惨。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和离间，促使蒙汉劳动人民觉醒。他们团结起来反对共同敌人，从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斗争绵延不断。
乌兰夫出生在辛亥革命前夜，强垦土默川的高峰期，全国和内蒙古正处在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在这样的历史时代，在那样一种社会和家庭环境中，乌兰夫渡过了他的童年。乌兰夫的长辈们不一定有把他培养成为民族和国家栋梁的想法，但总是希望自己的后代将来的情况尽可能好一点，盼望儿孙们能有出头之日。让乌兰夫和其叔伯哥哥云润读书，使他们日后不只是会种地、放羊，还能长出息，这是祖父的主张，也是伯父和父母的心愿。乌兰夫很感谢他的祖父和父辈，是他们作出的这种抉择为他创造了一生发展的最初条件。
在全家支持下，乌兰夫４岁时就同其堂兄云润一起，跟伯父学念《百家姓》、《三字经》。８岁那年，他和堂兄到离家４公里路的温家村私塾馆读书。第二年春天，因为私塾馆姓白的先生歧视蒙古族孩子，他们就回家继续跟伯父念。第三年，祖父下决心请了山西崞县一位姓贺的先生，在家里教了他们两年。贺先生走后，他们到离家５公里路的小里素村私塾馆念了一段时间，基本上念完了私塾课程。
乌兰夫读私塾的时间总共有４年多，受业塾师包括伯父在内主要有三位，其中有两位是汉人。他们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性质和作用却各不相同。一位是白先生，他教死书，死教书，而且趋炎附势，瞧不起穷人家孩子，歧视蒙古族孩子。这位先生对待学生的不公正态度使乌兰夫觉得很委屈，很伤他的自尊心。都是一样的人，为什么不一样对待？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打了这样一个问号，很长时间解不开，想起来就觉得不舒服。另一位是伯父，他教得认真，讲得明白，时间也掌握得灵活，有空多讲，没空少讲，农忙了就下地干活。他对乌兰夫和云润一视同仁，该批评就批评，该表扬就表扬，不管是在学习中还是干活时，常说些鼓励他们的话，时而还文绉绉地讲几句趣话逗他们乐。乌兰夫觉得伯父有知识，既严肃又随和，是一位可敬可亲的长辈和先生。他很尊敬伯父，不仅跟他学识字，还学他的脾气、性格，甚至一举一动。伯父集中了乌兰夫祖父和父亲的长处，对乌兰夫的影响比较大。还有一位，那就是贺先生。他和蔼热情，没有先生架子，同情受苦人，尊重蒙古族人，不仅读过私塾，还上过洋学堂，知识面宽，书教得活，除“四书五经”外，还讲算术、自然、地理，并且给他们讲义和团、辛亥革命和历史上一些蒙古族英雄人物的故事。乌兰夫很愿意听贺先生讲课，喜欢听他讲故事，这些故事对乌兰夫很有影响和启发。三位塾师中贺先生留给乌兰夫的印象最深刻。他曾回忆说：“现在回想起来，贺先生是属于进步知识分子，他给了我许多宝贵的教导。时至今日，我还能记起他那和蔼可亲的容貌。说得确切些，贺先生真正称得上是我的启蒙教师。”
童年乌兰夫要强、听话，很讨人喜欢，长辈们都夸他是一个懂事的孩子。他很合群，又刚直，从不招人惹事，无论是蒙古族孩子还是汉族孩子，都愿意和他一块玩耍。塔布村蒙汉穿插居住已有很多代，孩子们是没有民族界限的。他们一块追打、嬉戏，其乐融融。不过有的孩子恼了打起架来，也会骂“小鞑子”，甚至偶尔会有几个孩子一起哄骂。每逢这种情况，乌兰夫总是带着不愉快的神情悄悄离去，并默默地思量：大家一起好好玩该多好，干嘛要打架，干嘛还要骂“小鞑子”？他自尊心很强，不愿意看到这种场面。孩子们之间不记仇，打了骂了就过去了，不一会又凑到一起，摔跤、打土仗、捉迷藏，依然如故。这里的气氛同大汉族主义统治者挑拨离间、制造纠纷、破坏民族团结的情况恰恰相反，谁要想把这些孩子分开，那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乌兰夫１３岁以前，活动的范围就是塔布村及其周围，接触的主要是家人、塾师和一起读书、一块玩耍的孩子们。在这不大的天地、有限的接触中，他已初尝人间甘苦和社会的不平。这些在他的童心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也投下了不愉快的阴影。“美好的”和“不愉快的”记忆深镌心田，不时地撞击着他的思绪。他高兴或不高兴的时候都在想：天下人谁也不要欺负谁，都像祖父、父亲、伯父、贺先生那样公正、讲理，该有多好！为什么有人要欺负别人？为什么我们家受了欺负爷爷找不到讲理的地方？为什么人们说“老鞑子打官司场场输”？为什么我们的小伙伴打架还骂“小鞑子”？像我们高高兴兴一块玩的时候那样，不分你我不是很好吗？诸如此类的一些想法，反映了乌兰夫童年的渴望和追求，也显现了他童年思想上的困惑。
乌兰夫和云润一块读完私塾后，云润就跟伯父下地干活了。乌兰夫年纪小，还干不了什么，便去姥姥家住了一阵子。姥姥很疼爱他，舅舅们也很喜欢他。大舅章元，有些文化，懂点中医，经常给本村和临近村子的乡亲们看病。乌兰夫平时爱学好问，零打碎敲地跟他学了不少知识。二舅金元，在归绥城土默特旗总管衙门当录事，干抄抄写写的差使。他读书比较多，又在城里衙门做事，在乌兰夫姥姥家，也包括乌兰夫自己家，算是一位见多识广的人。他也的确比其他人知道得多，看得远一些，所以家里人和亲戚们都信服他。贺先生走后让乌兰夫和云润到小里素继续读书，就是他的主张，并说服乌兰夫一家的。乌兰夫和云润私塾读完后，又是他建议并劝说乌兰夫祖父和其他家人同意，于１９１９年秋送他们去归绥城报考土默特高等小学校。这所高等小学校坐落在归绥城南文庙街，所以俗称“南高”。它直属土默特旗总管衙门，是当时归绥地区蒙古族的“最高学府”。学校学制４年，主要课程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蒙古文等，师资条件比较好，教学也比较正规。归绥城和临近的一些蒙古族孩子很仰慕这所学校，想求学的都来这里投考。乌兰夫和云润不负二舅和家里人的一片苦心和厚望，都以比较高的考分被录取。
乌兰夫进“南高”时１３岁，正由蒙童进入少年期，是学习知识、接受教育的好时候。在这个时候，让乌兰夫到归绥读书，对他的提高和发展是十分有利的。由塔布村到归绥，从家中到校园，离开朝暮相伴的父母来到年龄不相上下的同学中间，环境和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接触面宽了，眼界扩大了，学习条件好了，同他原来在家中读私塾时的情况相比，就像小鸟飞进了山林，天高了，地也大了。他很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一进校就埋头学习。他对“南高”的各门功课都感到新鲜，老师讲课他听得很认真，早晚自习也抓得很紧，很少和同学一起遛街，除了在操场上练练身体以外，把时间都用在学习上。见他学习这么刻苦，有的同学开玩笑叫他“书呆子”。“书呆子”不呆，他知道少年时光珍贵，绝不让它白白流逝，无论什么干扰都动摇不了他抓紧学习的决心。他日复一日努力不懈地学习，终于换来了良好的成绩，尤其是数学，成绩更好。他偏爱数学这门课，教数学的王老师也很喜欢他，常出些难题让他演算。他也很愿意抠难题，有时抠得废寝忘食，曾因熄灯后还抠数学题受过老师的批评。乌兰夫在“南高”刻苦攻读４年，１９２３年１０月以优异成绩毕业。正是这４年苦读，乌兰夫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文化知识的底子，为他以后的学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他受益终生。
乌兰夫进“南高”时，五四运动刚刚过去。他在“南高”读书期间，正值中国共产党初建，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一个新的革命高潮正在酝酿之中，国内政治气氛十分活跃。归绥是一座富有革命传统的城市，蒙古民族是热爱祖国、珍重团结的民族，纵然反动统治者对他们实行大汉族主义压迫和盘剥，外来势力也肆意挑拨民族关系，但他们的团结爱国之心始终没有动摇过。他们总是把本民族的命运与整个中华民族紧紧联系在一起，与中华大家庭中其他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中国近代史上历次革命运动这里都热烈响应。五四运动以后，归绥地区群众的革命情绪一直很高涨。“南高”虽然是一所高等小学，但当时的学生年龄比较大，多数同学都是已接近成熟的青年。这里的毕业生不少都升学到北京蒙藏学校，他们经常传来北京的消息。在他们的影响下，这所学校的同学革命热情很高，颇有土默特旗“小北大”的味道。
乌兰夫在同学中是年纪比较小的，但他个头大，身体壮，功课好，又很诚实，同学们很愿意和他交往。他虽然是一个埋头读书的学生，但也愿意与同学交往。进校没有多久，他就与赵诚、奎璧、多松年、佛鼎、高布泽博、康根成等结成了好朋友，后来又结交了在归绥中学读书的同乡李裕智、吉雅泰、孟纯等。他们经常抽空在一起交谈议论，交换想法，这使乌兰夫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明白了不少原来不明白的事理。他发现，困扰他的问题，同样也困扰着他的同学。他曾向二舅提问的“为什么蒙古族人就比汉人低一头”，他曾想过的为什么穷人受欺负，为什么社会这样的不公平等，他的这些同学也想过。他暗下决心学知识，长本事，长大以后救蒙古族人和受苦人，甚至认为蒙古族人受欺负是因为没有文化，因此立志要好好学数学，以后当数学教师，帮助蒙古族人提高文化，使他们以后不受欺负。这些事他的这些同学也想过，只是怎么救法想得不一样。从此他明白了，不甘于蒙古民族衰落，向往民族平等、民族兴旺的人不只是他一个，而是有很多，甚至有不少人正在积极寻求实现自己想法的途径和方法。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乌兰夫逐渐摆脱了童年环境造成的压抑情绪，开始变得活跃起来。入“南高”一年多之后，在思想活跃的进步同学的影响和感染下，他成了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
乌兰夫第一次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是１９２０年参加归绥学联组织的五四运动一周年纪念集会。这次还是同学动员他去的。到了纪念五四运动两周年时就不同了，他积极主动地参加。在游行过程中，归绥学联负责人李裕智给了他一本《新青年》，回校后他反复认真地读，受到很大启发，特别是对其中打倒军阀、反对“二十一条”的内容，看了以后心里觉得亮堂了不少。后来他又看了“二十一条”全文，更激起了他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愤慨，情不自禁地把刚看过的“二十一条”撕了个粉碎。同年９月，归绥学联组织学生游行，反对天津商人沈文炳用日资在归绥办电话局和建电厂。１９２３年５月，归绥学联又组织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的斗争，砸了抗拒学生清销日本货的“盛记”洋行。归绥学联组织的这两次声势浩大、震惊归绥城的反帝爱国斗争，得到了归绥各界的支持，显示了群众革命斗争的威力，取得了很大胜利。在这两次斗争中，乌兰夫都是积极分子。他受李裕智委托，在“南高”进行了串连和发动，在游行中他带头高呼反帝爱国口号。在捣毁电话局、发电厂工地和砸“盛记”洋行时，他都按照学联的部署，面对面地同依附日本资本家的商人、老板进行了义正辞严的斗争。
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的吉雅泰，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回忆他们这一段经历时说：“四十多年前，我们在归绥搞学生运动的时候，乌兰夫年纪小，但个头儿大，嗓门高，我们总是要么让他打着旗走在游行队伍前边，领着大伙往前走，要么就叫他在中间，带着大家呼口号，是很有影响，很有号召力的。”乌兰夫在“南高”的４年，是他长身体、长知识、长见识的４年。这段时间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在努力学习基础文化知识的同时，经受了群众革命斗争的初步锻炼。在斗争中他逐步觉醒，开始懂得了受压迫的不仅是蒙古族人，各民族的穷人都受压迫、受剥削，整个中华民族正在任人宰割。身为中华大地上的一个蒙古族青年，不能容忍帝国主义蹂躏自己的祖国，欺辱自己的民族！拯救国家和民族，只有大伙一块起来，就像对付依附日本资本家的沈文炳、“盛记”洋行那样，对付各民族的共同敌人———军阀和帝国主义。在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时候，刚刚步入青年的乌兰夫，同无数爱国青年一样，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在苦苦探求着救国救民的道路。
